互联网平台垄断如何监管?

美国FCC(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决废除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坊间评论焦点在商业层面,这会是电信运营商的胜利吗?这意味着宽带提供商向用户收取更多费用以查看某些内容或者遏制用户访问某些网站。而对于实力雄厚的互联网公司而言,他们则可以结盟宽带商,用价格战争夺更多的粉丝,筑高竞争的门槛,新生的互联网公司发展受限,互联网创业环境将会更加艰难。

正如《为什么“数据生而平等”》一文所说,中国联通和腾讯联合推出“大王卡”,对腾讯系的微信、QQ、音乐、游戏等近百种应用一概免收流量费,也是在制造数据不平等现象。由此引申,一般而言,公众会更倾向于选择使用资金雄厚、有庞大用户根基的互联网平台,而由此垄断的结果,就是用户选择权越来越小。如今,主流的公关公司和广告商要谋划一项全国性的商业活动造势,如果没能在微信、微博、淘宝/天猫、今日头条等平台爆燃,砸钱不起水漂,乙方就难以交代,被视为失败的案例。不可否认,在中国网络公众空间,包括资讯流通和公众舆论、参与,很可能就被集中在少数的网络平台。

当下,我们看到腾讯、Facebook等社交平台企业如日中天,阿里巴巴、亚马逊激发全球众多城市追求总部经济落地,互联网新贵头上都是满满的光环。公众如果严重依赖微信、微博、阿里巴巴等少数巨头平台获得信息,进行讨论或交易,这也意味着其他主体也只能放弃版权保护诉求,转移阵地并“迁就”网络新贵的平台运行规则。在这里,我强调“迁就”,因为这些垄断互联网企业的传播更大、影响面更广,相比之下,规则权责更不清晰,至少与其权力影响不相称。在民企野蛮生长的大背景下,中国公众似乎更容易宽容互联网企业犯过的错,甚至价值观的走样。

不同于传统制造业,这些注重争夺用户眼球、“流量”和活跃度的互联网,其价值主张与公民的赋权过程息息相关。一方面,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和支付宝等大平台普及了互联网应用和服务,公众得以赋权参与围观,积极介入公共生活;我们获得的通讯、资讯和服务供应,却是在“大数据”与智能监控的互联网平台运行,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互联网大平台的运行机制是否受到恰当的监管,公众利益是否被侵蚀。

从权力决策方的角度看,社交媒体的公开、实时性,看似强化了政治问责的意味,限制了政治运作空间;然而也可能促成了“个性出格”领袖与支持团体的更直接、趋民粹的对话形式。前者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为例,基于对“人道主义战争”信念,他当年经受了英国议会与公众的质询拷问,让英国出兵加入了伊拉克战争。在卸任首相一职后,布莱尔一再表示担忧如今社交媒体太盛,影响领导力。在他看来,社交媒体曝光的第一现场刺激公众,往往第一时间逼迫政治表态,政治家甚至来不及搜集更多的信息和政治运作,就被迫决策,大大削弱领导力。后者的案例,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以推特治国,言论顾忌少,是最好的代表。

而寄望于互联网企业的自我监管,更是未知数。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被卷入“通俄门”泥潭的Facebook,宣称要自行检讨内部管理机制。不过,正如曾任Facebook运营经理(2011-2012年)的Sandy Parakilas自述,对于Facebook这样的企业来说,不受限制地获得用户数据赢得商机,这是其生存之道,互联网企业不可能自断其首。Facebook与很多应用(App)商家有合作关系,当用户投诉合作商家滥用信息资料后,她质询合作商家,也只能拿到官样答复“没违反Facebook隐私规则”。事实上Facebook正是精准广告营销为盈利核心,它没有动力,也不可能制止用户信息被第三方滥用。

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显然,互联网重构社会,尤其是在大数据、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下,控制与反控制的角力,将跨越传统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分野。在政府、公民与企业之间的权力边界也亟待重新厘定。如果能恰当进行社会讨论,立法监管应该列上议程。只不过,互联网业态的发展日新月异,创新和颠覆随行,立法肯定是滞后的。如何提高公司和权力运作的透明度,探讨建立公民为中心,与技术创新相匹配的社会治理机制,势在必行。

2018-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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